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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价值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张富文;新时代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价值观,通过政治统领、理想信念、组织体系、工作作风、政党党风、制度体系、治理腐败“七位一体”的政党建设实践,得以全方位实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正确政治方向;以初心使命筑牢理想信念,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精神支柱;构建科学完备的组织体系,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组织运筹;以密切“党群”关系改进工作作风,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作风保证;以严明纪律整饬党风,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纪律保障;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制度体系保障;以雷霆之势治理腐败,为实现以人民为中心提供良好政治生态。以上七个方面的多元互动、相互转化、相得益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价值观的实现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流变、语义嬗变和价值聚变
竟辉;熊鑫鹏;“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对其进行阐释学梳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概念流变的角度看,与中国共产党四个历史时期相对应,“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的形成分别经历了论战与传播、确立与维护、深化与拓展、巩固与提升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其语义实现了深刻嬗变。在语境层面,时代主题不断彰显,充分展现了文化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在语词层面,指涉对象愈发精准,逐步贴近于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核心诉求;在语用层面,话语场域不断拓展,在作用对象、话语功能、实现方式等方面均实现了拓展优化。就价值意蕴而言,这一命题的提出总结了建党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规律和进一步巩固的基本原则;不仅横向丰富和纵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容范畴和体系结构,而且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出场语境与功能定位上的局限,为无产阶级政党巩固和发展自身文化领导权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系统的理论指导。
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学理思考
赵红灿;习近平政绩观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关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构建了包含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完整理论体系。该论述的生成逻辑是:在理论维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伦理,实现了“为谁执政”的价值合理性、“如何执政”的工具合理性、“如何评价”的实践成效性以及“谁来实现”的主体自觉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维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动员型、制度建构型、发展导向型到治理效能型的政绩观演进历程;在时代维度,聚焦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战略任务,着力破解改革发展中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其核心要义体现为:以执政伦理价值论的认知革命确立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通过政绩内涵本体论的维度重构,构建政治统领、发展质量、实践检验、群众感知和历史赓续的多维评价体系,以实践路径方法论的系统创新形成全周期动态实践论和系统平衡辩证观的协同推进机制。在实践进程中,通过强化思想教育固本、突出实绩用人导向、完善政绩考评体系、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优化激励保障生态等举措,构建了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全链条工作机制,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提供了根本遵循。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文化抗战论要
周建超;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力量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民族危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领导广大文化工作者以笔为枪,以文为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形成了文化抗战的钢铁长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筑牢文化抗战的思想政治保证;创造性地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文化抗战的正确前进方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汇聚文化抗战的强大历史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文化力量动员激发千百万民众的抗日决心和斗志,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江苏敌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与现实启示
周静;史献芝;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江苏全境沦陷后,新四军挺进江苏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面对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政治生态以及残酷的战争环境,新四军在江苏敌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以军事胜利破除群众“恐日迷顽”心态,以民生革命打破封建剥削压迫,以民主建政突破专制独裁桎梏,对江苏敌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生态进行了革命性重塑。在重塑马克思主义传播生态的基础上,新四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抗战形势与党的政策方针、新四军的政治主张与蓝图为主要传播内容,通过组建强大传播主体、构建特色传播载体,积累了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曾宪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经济发展转型及经济体系的动力体系转换的特征、高度不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优化发展趋势,都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出了时代性需求。当前时期,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在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效率等几个关键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关键在于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有为政府,同时在实践中需要强调明确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的内涵及实践取向、强化宣传以减少误解、注重可能存在的冲突与错误倾向、防止强化政府作用而弱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导向等几个注意事项。
党建引领“五治融合”何以破解基层应急之困——基于双螺旋理论的应急管理共同体研究
李燕凌;李子涵;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基层应急管理效能,破解基层应急之困,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课题。以双螺旋理论为基础,以党建引领为出发点和“源动力”,构建应急管理共同体双螺旋分析框架,剖析党建引领“五治融合”的螺旋上升机理,展现“主轴”链与“单轴”链之间通过“智治”连接相互缠绕、协调推进的动态耦合过程,揭示党建引领“五治融合”推动中国基层应急管理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效能的发展规律。党建引领“五治融合”应急管理共同体的构建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可行路径,党建引领“政治、法治、自治、德治、智治”五大治理方式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基层应急管理共同体的骨架和脉络,五大治理方式各具特色,相互补充融合,共同作用于基层应急管理的各个方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安全保障。
有的放矢:应急管理方法论的知识谱系和研究重点
高小平;应急管理方法论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理论。传统“事件-管理”二元结构导致应急管理方法论研究多聚焦于单一环节的处置,缺乏对“风险根源-应对主体”关联逻辑的把握。系统梳理应急管理方法论的多元知识谱系,构建“的-矢”分析框架,将管理对象的“脆弱性”作为逻辑起点和目标靶的,将应急主体的“责任性”作为行动载体与实施保障,识别其跨学科融合的特质,提炼“有的放矢”的应急管理方法论。研究表明,该框架整合了“关口前移”的预防性治理逻辑与“动态优化”的适应性治理智慧,致力于提高应急决策管理的前瞻性、靶向性和精准性。
马克思解放视域下的道德说教批判
陈世玉;赵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者不进行道德说教”的论断,引发学界关于马克思是否反对道德的论争。其实马克思并非完全否定道德,从人的解放视阈看,马克思是在剖析青年黑格尔派道德说教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超越传统道德理论框架的解放路径。青年黑格尔派倾向于将道德视为实现个体及社会解放的主要方式,试图通过道德教化在思想意识层面掀起革命,幻想在改变人的思想观念的同时重塑现实。这种道德说教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物质环境,有扼杀人的个性和独立性发展的风险,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无法真正解决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人的解放是一种物质性活动,必须依托于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的革命运动。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能忽视诸如团结、正义等道德的推动作用。
“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概念阐释路径
王文兵;段红苹;“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蕴含一系列基本概念,包括作为结合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作为结合客体或结合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将上述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的“结合”这一基本概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自我、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文化生命体、文化主体性、契合性、“化学反应”、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基本概念,构成“第二个结合”的概念体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内涵、目的、前提、性质、结构、方式、途径、结果和意义等问题,也是理解和阐释“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路径。对其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必须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推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及其历史过程。
我国矿业城市现状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张以诚本文介绍了作者关于矿业城市成因分类和工业经济分类两种分类方案,论述了矿业城市面临的矿竭城表、产业结构单一、重型化问题突出、基础设施较差、环境污染严重、就业压力较大等主要问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经济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条措施和六条对策建议。
循环经济理论的国内外实践
韩宝平,孙晓菲,白向玉,魏颖循环经济理论是上个世纪末环境革命的产物。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3R原则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准则。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正在形成一股潮流与趋势,从物质层面、体制层面、价值层面全方位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的运行。本文概略地介绍了循环经济的起源、内涵及国内外的成功实践,并介绍了我国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情况。
人际冲突与冲突管理研究综述
樊富珉,张翔目前国内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管理学界对人际冲突与冲突管理的研究日益重视,但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文献的搜集,对国内外关于人际冲突、冲突过程、冲突来源、冲突行为、冲突处理策略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于我国煤炭能源低碳发展的思考
刘炯天;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两大世界难题催生了"低碳"新概念,而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大国和碳排放大国,承担着巨大的减排压力。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幅度增长以及一次能源赋存条件,决定了我国煤炭的基础能源地位。然而,煤炭在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煤炭是高碳能源,在开采、分选、加工和利用全过程都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碳排放,而煤炭能源的低碳发展是指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这些都和国家能源安全和节能减排要求相吻合。因此,煤炭能源低碳发展是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能源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现实构建与未来展望
肖政军;杨凤城;党的二十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表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伟大飞跃中,在现代化认识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并发展完善了“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思想内核与建构原点。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概念形式逐渐明确、时代内涵日益丰富,实现了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必须坚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的有机融合,提高话语体系的世界影响力与理论说服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耦合机理、风险审视与路径探要
刘思源;贺苗;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新型引擎工具,能够以技术特性实现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空间、教学思维和教学设计的耦合一体化。通过探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耦合机理,审视其在思政课应用中的风险挑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培养时代新人、拓展思政课教学方式、实现循序渐进和螺旋上升育人规律的现实意义。为此,须坚持育人为本,明确技术应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思想原则;内容为要,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数字教学平台;技术为用,打造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智慧型教学队伍,彰显生成式人工智能育人过程中的人本价值,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高质量一体化建设。
区块链研究综述
王元地;李粒;胡谍;近年来,区块链受到了实业界、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作为信息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块链有望成为继蒸汽机、电力、信息、互联网科技后又一项改变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技术。目前,区块链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经从数字货币领域逐渐进入金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正在国内外掀起一股探索研究的热潮。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简单的概念性问题,对区块链还缺乏一个系统的认知框架。基于此,从区块链的概念、交易流程、基础架构、优势及问题、理论来源、技术支撑、发展及应用等多个角度对已有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对区块链进行全面阐述,希冀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阐释
陈胜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建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制度体系稳固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稳定实现四个方面的系统功能。历经七十多年的实践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了多方面治理优势,形成了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的制度创新优势,制度体系日趋成熟。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的学术综述
李红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与民族标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力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可以科学回答“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从何处来”这一根本性的民族根脉和源头问题,对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水平等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由传承意蕴、传承主体、传承内容、传承方式和保障体系等构成,具体解决为何传承、由谁传承、传承什么、怎样传承以及如何保障等核心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建立良好的文化传承生态,以及加强现代话语体系、传播传承机制、实践养成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建设,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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